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四个部类，是我国古代图书的分类法。《四库全书》便是依此分类编纂的我国文化史上最浩大的一项工程。它集我国古籍之大成，给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发起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是乾隆的巨大贡献。然而人们对于乾隆在下令编纂过程中所毁灭篡改的书，以及由此而造成我国文化上巨大损失的幕后材料是极少有人道及的，至于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动因就更少有人了解。
乾隆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，历时10年之久来编纂这部《四库全书》并不单纯是为整理文化古籍，其真实原因是想借编纂《四库全书》达到“寓禁于毁”的目的。所以乾隆编修《四库全书》的目的是政治而非文化的，这只要从《四库全书》开馆10多年间所查禁、烧毁的大量图书就可知道。据海宁陈乃乾的《禁书总录》中的统计：全毁书目2453种、抽毁书目402种，销毁书版目50种，销毁石刻目24种。
郭伯荣依据《禁书总目》、《文献丛编》、《办理四库全书档案》等书来核对，认为四库开馆十余年中，被销毁的图书总数至少在10万部左右（包括大量复本），册数之众更无法估计了。这个数字如可信的话，则销毁书总数是《四库全书》的10倍！这是个多么惊人的天文数字！乾隆实乃毁我中华文化的千古罪人！
乾隆如此雷厉风行大规模地禁毁书籍，这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历史背景的。满族统治者入关执政后，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耻事清政府，他们或隐遁山林，或闭门著书，以宣泄自己的悲愤与故国之思。这类野史和诗文、笔记遍布于域中朝野，这对于清朝统治者企图长治久安永葆江山自然是很不利的。
乾隆接受历史的教训，深知对知识分子不能单纯采取高压政策，因为愈高压反抗愈强烈，于是就用怀柔的办法，利用汉族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纪晓岚等人，组成360人的庞大机构（缮抄的庞大人数还不在内）来编《四库全书》，以标榜他的“文治”，又借以笼络收买一些知识分子，一举而两得。
他以此冠冕堂皇地行令各省“显书”，把散藏于民间的秘书典籍集中于朝廷，把自己打扮成“崇尚文治”的圣明天子，而他实际上是对我国浩瀚的古今书籍来一次大搜索、大审查、大篡改，最后篡修成“称朕意焉”的《四库全书》。这就是乾隆借其编修《四库全书》行其寓禁于征的真实动机。因此对于重出《四库全书》历来是有争议的，特别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影印了《四库全书》的情况下。
时下有一股印行“古籍热”，尤其是盲目竞出《四库全书》之风。他们以光电版的科学性先进性为由，不惜耗资上千万元纷纷投入。而《四库全书》是有着严重缺陷的，专家们对此早有呼吁，并已有了共识。但迄今已有不下3家出版社正在重复着出同一部《四库全书》。他们几乎都打着“古籍精华”、“文献经典”、“文化总汇”之类的诱人的广告语而回避了对《四库全书》的真实介绍。《四库全书》被如此失实地炒作着，实在令人忧心！
前不久，对该不该出光电版《四库全书》报上掀起了一阵讨论。专家们大多认为弊多利少，以不出为好。但言者谆谆、听者藐藐，这反映了出版部门的无政府状态，也反映出了舆论监督力量的薄弱。古籍出版，尤其是国家重点古籍《四库全书》的出版，是属于国家重点文化工程，应由国家有关部门统筹规划为好。事实上也只有在政府有关部门集中领导下才有能力对它进行勘误、修订，使其完善地出版。
